第20章 立业不读曾国藩，阅尽诗书也枉然

“中国古代之最后一人，中国近代之第一人。”
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，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。”
曾国藩为何被那么多人所推崇？因为他用实践证明了：一个资质平庸的人，如果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，也可以成为超凡脱俗的圣贤豪雄。
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，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。
唯天下之至拙，能胜天下之至巧
13岁时的某晚，曾国藩迈进书房。
点燃油灯，背起一篇三百字小文。
在他进入书房前，家里来了一贼，
听见有人进来，便躲在了房梁之上，
想等曾国藩入睡之后再偷点东西走。
哪知曾国藩背到三更还背不下来。
那贼终于受不了了，飞身下梁，
将此文一字不落地背了一遍，
然后冲曾国藩大叫：“你这么笨，还读什么书！”
曾国藩的资质就是这么平庸，
以至于从小就被人讥笑为“愚蠢之辈”。
左宗棠评价曾国藩说:“才具稍欠开展。”
说白了，就是觉得曾国藩脑子不灵光。
梁启超说得更直接：“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。”
连曾国藩自己都承认：“余性鲁钝。”
总之，他平庸得实在可以，没一点天才范儿。
可鲁钝的曾国藩就靠三个词翻了身。
第一个词是——“早起”。
“黎明即起，绝不恋床。”
他自制了一个闹铃：在床边放个铜盆，盆上用绳拴个秤砣，再把香系绳上。香尽绳断，秤砣砸盆就会发出声响。
曾国藩就翻身起床，开始点灯读书了。
第二个词是——“耐烦”。
“一句不通，不看下句；
今日不通，明日再读；
今年不精，明年再读。”
他读书就像愚公，强调一个“耐”字，
不求快不贪多，不弄明白绝不罢休。
第三个词是——“有恒”。
“行之有恒，实为人生第一大事。”
他每日早起读书，从不间断。
就连行军打仗时也毫不例外，
“每日必读书数页，填日记数条，习字一篇……”
他说：“不日进，就日退。”
李鸿章17岁考中秀才，
张之洞16岁考中秀才，
左宗棠14岁考中秀才，
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，11岁即中秀才。
曾国藩从16岁开始参加科考，考了七次才中秀才，还是倒数第二名。
比较同时代名人，其愚笨一目了然。
但曾国藩一旦开窍，立马一鸣惊人。
中秀才的第二年，他就中了举人；
中了举人又四年，他就高中进士。
而他那些早早考中秀才的同学，
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。
曾国藩打通科举路，靠的全是笨劲。
因为笨拙，所以不懂取巧，
遇到问题只知硬钻，因此不留si角。
而那些聪明的人不愿下“困勉之功”，
遇到困难绕着走，基础打得松松垮垮。
所以曾国藩说：“拙看似慢，实则最快。”
中了进士后，他便留京做了翰林。
在翰林院，他做事依然不走捷径，
总是按最笨拙、最踏实的方式去完成。
进翰林院的人都是大才子，看不起俗务。
所以办事通常都是做样子、玩花活。
唯有曾国藩，做什么事都全力以赴，
认认真真，不玩心眼，一丝不苟。
而正是因为做事踏踏实实、扎扎实实，
十年之中，他竟然获得了七次升迁。
从一个小翰林做到礼部侍郎，成为二品大员。
曾国藩说：决定成败的，不在高处，在洼处，不在隆处，在平处。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，耐得住烦。
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一股笨劲。
他从不求奇谋，只喜欢“结硬寨，打呆仗”。
所谓结硬寨打呆仗，就是湘军每攻打一个城市，
并不急着跟太平军开战，而是修墙挖壕。
墙要修一尺厚八尺高，用来防止火炮攻击。
壕要挖一尺深，再在壕沟外埋种花篱，
花篱要五尺，埋入土中两尺。
并要设置两三层，用来防止马队攻击。
第二日，往前推进一段路程后，又修墙挖壕。
如同巨蟒缠人，用一道一道壕沟把城市困si。
曾国藩攻城，不是一天两天，而是一年两年。
等战争结束，城外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。
太平军最擅长野战，大规模高速度调兵，
而且善用奇谋，经常搞围魏救赵之术。
但一遇到曾国藩，就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曾国藩打武昌、打九江、打安庆、打南京，
采用的全是“结硬寨，打呆仗”之法，
他用这个最笨的方法，打败了最聪明的太平军。
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，就是“尚拙”。
他说：“天下之至拙，能胜天下之至巧。”
正是与众不同的“笨拙”，成就了他非同一般的高明。
笨到极致就是聪明，拙到极点就成了巧。
真正的聪明人，都是知道下笨功夫的人。
自古成名者，多始于笨干，是以有字颠、画迂、诗痴，浮光掠影，终不济事。
我们成不了曾国藩，不是因为笨，而是下不了他那样的笨功夫。
身为二品大员，曾国藩却过得一点不开心。
朝廷上下浑浑噩噩，混天度日，贪腐成风。
不愿随俗的曾国藩，觉得活得憋屈。
1850年，道光皇帝去世，咸丰登基。
咸丰下诏“求言”，曾国藩精神大悦。
上了一道《应诏陈言书》，痛斥官场丑态。
这道奏折，得到咸丰的“通报表扬”。
尝到甜头，曾国藩又上了多道折子。
深入剖析官僚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。
曾国藩以为咸丰会全面采纳他的意见，
哪知咸丰只是上台后“做做秀”而已，
所以奏折一去便石沉大海，没了下文。
曾国藩生气了，上了一道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》，
毫不隐讳地痛诉咸丰三大缺点：
一是小事精明，大事糊涂。
二是“徒尚文饰，不求实际”。
就是只喜欢搞表面上那一套。
三是刚愎自用，出尔反尔。
咸丰一看奏折，气得差点喷血，史载“帝览奏大怒，摔诸地，立召军机大臣，欲罪之”。
幸有多位大学士劝谏，曾国藩才免于获罪。
一心想革除官场流弊的曾国藩，
不但得罪了皇帝，也得罪了整个京城官场。
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招来唾骂和白眼。
他整天郁郁寡欢，只盼外派或辞官还乡。
咸丰二年腊月，他终于梦想成真。
太平天国挥师北上，湖南各地纷纷陷落，
皇帝让曾国藩帮助湖南兴办团练，保卫家乡。
曾国藩一到长沙，立马成立审案局：凡有地方土匪、流氓、抢劫犯被抓获，不必经过州县，直接移送审案局。
四个月内，审案局“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，立毙杖下者二名，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”。
曾国藩因此获得了“曾剃头”的绰号。
湖南治安好了，他却把湖南官员全得罪了。
因为他打破了两个官场潜规则。
第一，他动了别人的奶酪。
“有案即是钱来”是当时的潜规则，
官员都希望通过审理案件收受贿赂，
但这条路被曾国藩给生生“封死了”。
第二，他伤了文官们的面子。
“你半年办的事，超过我们几十年，让我们面子往哪里搁？”
长沙城中“文法吏”，都视他为仇敌。
凡曾国藩所办事务，皆拒不支持。
驻长沙的绿营军，军纪废弛，糜烂无力。
要挽救这个国家，只有一个办法：
“赤地立新”，自己动手训练一支队伍。
于是，曾国藩就创建了湘军。
刻苦操练、军纪肃然的湘军，
让绿营军一比，立马相形见绌。
绿营军心里不爽，开始寻衅滋事。
有一次，湘军与绿营军发生纠葛，
几个绿营兵竟持刀猛闯曾公馆，
曾国藩夺门而逃，才幸免于伤。
经历此事，曾国藩断然决定：好人不与恶狗斗。
他带着湘军离开长沙，前往偏僻的衡阳。
来到衡阳，没有住所，没有军费，
他四处求斋化缘，吃尽千辛万苦，
终于练出了一支一万多人的湘军。
咸丰四年，湘潭之战一触即发，
曾国藩率领湘军与三万太平军作战，
竟然十战十捷，歼敌万余人，
取得太平军兴起以来的最大胜利。
接到战报，咸丰高兴得不得了，
立马嘉奖湘军，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，
湖南文武百官，皆听曾国藩调遣。
湖南不好打，太平军便转攻江西。
咸丰立命曾国藩率军支援江西。
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“就地筹饷”，
也就是说，江西省负有供饷之责。
但江西巡抚陈启迈是个势利之徒，
“多方掣肘，动以不肯给饷为词。”
迫不得已，曾国藩只好自己在江西筹饷。
陈启迈觉得曾国藩“侵犯我的财政权”，
于是扬言：谁敢给曾捐银，就给谁好看。
弄得曾国藩四处奔走却处处碰面。
曾国藩忍无可忍，便上奏参劾陈启迈。
咸丰阅之大怒，立将陈启迈革职查办。
继任巡抚的是文俊，可他行事一如陈氏，
率领江西官员处处刁难曾国藩。
曾国藩给朋友写信诉说当时境况是“积泪涨江”，
累积的泪水让江水都上涨了，
可见他当时惨成了什么样子。
正在此时，曾国藩的父亲病逝。
接到噩耗，他立即上疏回家守孝。
不等皇帝回复，他就直奔湖南老家。
咸丰火了：“为了国家安危，你必须回到战斗岗位上。”
曾国藩立马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，
将心中之愁苦愤懑一股脑倾诉出来：
“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，决不能以治军；纵能治军，决不能兼济筹饷。”
最后，他向咸丰皇帝摊牌：
“要我回到战斗岗位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得授予我督抚之权，不给，我就不出山了。”
此时，太平天国正在天京闹内讧，
韦昌辉等人被杀，石达开领兵出走，
太平天国眼瞅着就蹦跶不了几天了。
于是，咸丰对曾国藩说：“那你就在家好好守孝吧！”
收到皇帝回信，曾国藩就得了“怔悸之病”。
所谓“怔悸之病”，就是失眠。
这病，明显就是气出来的。
极度郁闷中，他读起了老庄。
两年之中，心性大变。
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官场上处处碰壁，
是因为自以为居心正大、光明磊落，
而觉得别人都是浑浑噩噩、混天度日。
于是说话很冲很直，如锥如芒，直插人痛处。
做事更是刚愎自用，对他人意见不屑一顾。
读了两年老庄，他终于看清自身致命弱点：
“太自傲，太急切，一味蛮干，过于方刚。”
行事过于方刚者，表面上是强者，实际却是弱者。
懂得柔弱退让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强者。
唯天下之至柔，能胜天下之至坚。
终于，曾国藩的运气又来了。
1858年，太平天国si灰复燃。
大破清军江北大营、江南大营。
咸丰慌了，急命曾国藩立马出山。
这次复出，曾国藩行事风格大变。
首先，他对各地官员不再疾言厉色。
出山之前，他给要打交道的官员都写了一封信，
从督抚大员到一般武将无一遗漏。
抵达长沙后，又拜会了所有官员，
连小小的长沙县令也没有遗漏。
也不再摆出“唯我独忠”的姿态，
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。
从此，曾国藩在湖南江西筹集饷银时，
就几乎没人阻拦而“大为顺利”了。
其次，他不再慎于保举，“同流合污”了。
晚清军队，“滥举”之风很盛。
每有小胜，领兵大员便拼命保举属下。
胡林翼攻占武昌时，一次保举了三千多人，
受奖人数达到军队的百分之三十。
而曾国藩最恨“滥举”，每打胜仗，
保举受奖人数不过军队的百分之三。
以至于很多兵将不愿投靠曾国藩之湘军。
这次复出打仗，曾国藩也学会了“滥举”，
“诱之以名，笼之以利，才能网罗天下英才。”
于是，天下将士纷纷投奔曾国藩。
再次，他跟皇帝及“中央部委”打交道变得圆滑了。
比如，太平天国打下来之后，
曾国藩要报销3000万两银子的军费。
按照潜规则，应该给户部40万两回扣。
回扣太多了，曾国藩就请户部官员吃饭，
几顿饭下来，回扣缩减至8万两。
但就在这时候，事情出了一个岔子。
灭了太平天国后，咸丰高兴坏了，
下令说：“所有报销备案就可，户部就不要审核了。”
这对户部来说，简直就是晴天霹雳，
意味着很多很多回扣就此打了水漂。
但曾国藩却说：“谈好的8万两我还是要给。”
他从自己小金库拿了8万两，送给户部书办。
你看，曾国藩为人处世变得多“懂事”了。
你可能觉得曾国藩堕落了，其实并没。
由于清朝官员工资低，从雍正时期起，
皇帝便特批给督抚们一笔“养廉银”。
总督们每年养廉银收入超过一万五千两。
但对于督抚来说，养廉银其实是一个小数目，
他们更大宗的收入是“规费”，
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灰色收入。
学者张宏杰研究发现：督抚级官员每年灰色收入平均是18万两。
曾国藩当了12年总督，照此计算，已是大清顶级富人了。
可是事情并非如此，查遍大清档案，
也找不到曾国藩有什么大宗灰色收入。
曾家不但不富，还活得非常清苦。
曾夫人欧阳，在老家一听老公当总督了，
立马就来投奔他，希望过点好日子。
哪知赶来一看，却发现总督衙门破烂不堪，
这么一大家子人，只请了两个佣人。
于是，曾夫人就去买了一个丫鬟。
曾国藩知道后非常生气，立马就把丫鬟送人了。
曾国藩要求曾家女人每天都要劳动。
并为她们专门制定了工作日程表：
“早饭后，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。
9点到13点，纺花或绩麻。
中饭后，做针黹刺绣之类。
17点到19点，做男女鞋或缝衣。”
曾国藩更是活得简直就像穷人。
赵烈文叙述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的场景，
“所衣不过练帛，冠靴敝旧。”
老外戈登描述他与曾国藩会面的情景，
“穿着陈旧，衣服打皱，上面油渍斑斑。”
名震天下的总督却活得如此清苦，
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个了。
就算拒绝灰色收入，每年养廉银也有一万八千两啊。
活得如此清苦，银子都去哪里了？
因为上下需要打点，他就动了养廉银。
曾国藩离任两江总督，就任直隶总督之际，
他查了一下小金库，剩下一万两白银。
他嘱咐儿子说：“想办法捐掉，但不要署名。”
曾国藩说：“尤不愿得清官之名。”
他是实打实的清官，找不到把一分公款装入腰包的记录，但为何不愿大家知道他是清官呢？
因为他懂得——水至清则无鱼。
“人之好名，谁不如我？我有美名，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。相形之弥，盖难为情。”
一个人特立独行，必然为众排斥。
海瑞就是一个例证，虽然清澈如水，
但大家都排挤他，以至于什么事都干不了。
所以，曾国藩只取清官之实，却力避清官之名。
第二次复出后，他进入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。
所谓内圣，就是“按本色做人”。
持己以正，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，
不被外在的诱惑所改变，
持守自己的良知和信念，
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。
所谓外王，就是“按角色办事”。
每个人在工作中都扮演着不同角色，
所以不能有太多棱角，要懂得妥协退让，
这样才能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，
来帮助你这个角色成就一番事业。
所以他行事坚持八字：外圆内方，外浊内清。
所谓外圆内方，就是一方面坚守良知，一方面又和光同尘，必要时可向不合理的现状妥协。
所谓外浊内清，就是一方面坚守清廉，一方面又包容潜规则，必要时愿意“同流合污”。
他所求的不是虚名，而是要做大事。
坚守内圣外王之道，他终成晚清中兴第一名臣。
1853年，曾国藩书生治军，创建了湘军。
他自己都没想到，湘军竟能屡建奇功，
最终将烧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烈焰扑灭。
曾国藩是如何打造与管理湘军的？
他统领30万湘军，只靠4句话。
第一句：轻财足以聚人。
曾国藩有句名言：“利可共而不可独。”
1861年，湘军名将鲍超打了胜仗后，
借给曾国藩贺寿之机，送来十六大包“战利品”。
其中许多是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。
曾国藩说：“你打开，我都看一看。”
细看一遍后，他取出一顶绣花小帽：“我喜欢这个帽子，其他的，你都带回去。”
鲍超素来刚毅勇猛，此时眼圈却红了。
曾国藩派容闳去美国采购机器，
这是一个肥差，按惯例，容闳必会送礼。
但此时，曾国藩已离开南京，北上剿捻。
所以，他特意写信给儿子说：“容闳送的东西，价值不超过二十两白银，就收下，要是超过，就退掉。”
收下小礼，那是不拂人面子。
拒绝大礼，既是坚守原则，又是仗义轻财。
曾国藩说得好：“财聚人散，财散人聚。”
他轻财，所以留住了人才。
第二句：律己足以服人。
曾国藩有句名言：“律己无声，不怒而威。”
为了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，
曾国藩发誓要成为圣人：“不为圣贤，即为禽兽。”
如何践行呢，他想了两个方法。
一个是：每天坚持做“日课”。
就是每天写日记，反思一天的行为得失。
有一次，朋友陈源衮家添了小妾。
曾国藩听闻此人貌美如花，
便内心蠢动，遂上陈家一睹真容。
他调侃朋友艳福不浅，并要求见一下美妾。
朋友一脸不愿，但还是把小妾喊了出来。
曾国藩见后，大赞其美，说了些挑逗的话。
当晚，他在日记里反省：“注视数次，大无礼”，“直不是人，耻心丧尽，更问其他？”
一个是：邀请“师友夹持”。
就是邀请许多师友来“夹持”自己成长。
曾国藩将日记送给师友们阅读评点，
请求大家指点自己言行的不当之处。
比如现存曾国藩日记上还有倭仁的批语：
“将一切闲思维、闲应酬、闲言语扫除净尽……”
曾国藩看到批复后，感叹“安得此药石之言”。
因为自律，曾国藩在人品人格上几无瑕疵。
他说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
他极其自律，万事以身作则，所以足以服人。
曾国藩有句名言：“善莫大于恕。”
左宗棠曾是曾国藩幕僚，曾国藩对他极为器重，
在他推荐下，左宗棠得以步步高升。
左宗棠身陷樊案时，曾国藩对其更有救命之恩。
但后来左宗棠当了总督，翅膀硬了，
因为素好争功，便对曾国藩眼红不满。
不仅“每接见部下诸将，必骂曾文正”，
就是接待友人，也是“乃甫入座，即骂文正”。
但曾国藩从来没在任何场合说过左宗棠坏话。
同治五年，左宗棠受命镇压西捻军。
这次出征面临最大的难题，就是筹饷。
西北乃贫瘠之区，饷源不能指望当地，
势必要“用东南之财赋，赡西北之甲兵”。
他最担心两江总督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，
“恐其隐扼我饷源，败我功也。”
然而不久，他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。
在其他地区纷纷拖欠饷银之时，
唯有曾国藩所辖两江地区军饷源源不断送来，史载“文正为西征军筹饷，始终不遗余力，士马实赖以饱腾”。
曾国藩还把最能打仗的部下刘松山送给左宗棠。
后来，刘松山在镇压捻军中屡建奇功。
自大的左宗棠，最终被曾之度量所折服，
曾国藩去世后，左宗棠送来挽联：
“知人之明，谋国之忠，自愧不如元辅；
同心若金，攻错若石，相欺无负平生。”
在挽联后面，左宗棠署的是“晚生”二字。
而生前，他从来没对曾国藩自称过晚生。
曾国藩之度量，就是这般让人叹服。
正是凭借这份度量，他网罗了无数大才。
曾国藩之部下，26人成为督抚、尚书，52人成为三品以上大员，成为知府、知州、县令者，更是数不胜数。
天京克复前后，湘系“文武错落半天下”，
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“宽则得众”。
曾国藩有句名言：“功不独居，过不推诿。”
湘军在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之前，
打下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是安庆。
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率军攻下安庆之后，
曾国藩给朝廷上书按功请赏的折子里，
居然把头一份指挥之功让给了胡林翼，
然后又把作战之功让给了绿营将领多隆阿。
曾国荃心里很不爽：“为什么啊？”
曾国藩说：“让功于人、让名于人，才能率人。”
三年后，曾国荃一举拿下南京城，
曾国藩又把头功让给了湖广总督官文。
多大的功劳啊，曾国藩说让就让了。
李鸿章由此佩服不已：“论功则推以让人，任劳则引为己责；盛德所感，始而部曲化之，继而同僚谅之，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。”
一个做上司的，有了好处总是让给下属，有了责任总是自己担起来。
这样的领导，做下属的怎会不感动呢？
曾国藩对弟弟说：“功不必自己出，名不必自己成。”
对于领导者来说，成就下属，就是成就组织；成就下属事业，就是成就自己事业。
“驭将之道，最贵推诚，不贵权术。”
曾国藩之所以能打造出强悍的湘军，就在于轻财、律己、量宽、让功之诚。
唯天下之至诚，能胜天下之至伪。
中国对最为成功者有一个评判体系，
就是成为立德、立功、立言的“三立完人”。
在立德上，曾国藩修身律己，几无瑕疵。
梁启超说：“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”
在立功上，曾国藩创建湘军，平定太平天国。
毛泽东说：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。”
在立言上，曾国藩留下千万字《曾国藩全集》。
蒋介石说：“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，不特于国学有心得，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。”
所以他被誉为：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，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。”  
学者张宏杰在《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》中说：
“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：
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，一个中人，
通过陶冶变化，可以成为超人。
换句话说，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，
本领可以增长十倍，见识可以高明十倍，
心胸可以扩展十倍，气质可以纯净十倍。”
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，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。